李贽认为《史记》是司马迁“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情有所激而词不容缓”的作品。他对班彪、班固父子以正统史观攻击司马迁不以为然,认为班氏父子所讥者正是司马迁不朽之处。《史记》所以能取得后人“终不可追”的伟大成就正在于直道“吾心之言”,不掺虚情假意,“为一人之独见”,而不是专“以圣人是非为是非”。他赞赏《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卷四《司马谈、司马迁传》提出了“劝善惩恶,正言直笔”卷三《韩愈传附李翱传》的著史原则,表现了他著史据事直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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