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学习网1. 历史人物论文怎么写
张学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假设没有他和他所做的事情的话，中国的历史肯定要改写。
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和一个国家的政治联系的。现在网络上可以看出前苏联当年国内的统治是一种红色专制，中国，现在没有当年苏联那么专制，也免不了对当年的历史有所隐瞒和修改。所以，我更愿意避开教科书里那些主观的判断性的结论性的语句。网络给了我们更多接触历史的道路。我更愿意去看上面的一些回忆录。
首先，我不把张学良当成教科书中的“大英雄”来看待。俗话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他出身军阀家庭（而且是由土匪发展起来的军阀家庭）尽管后来接受的是精英教育，但是，耳濡目染让他身上有他父亲-张作霖的土匪气息。这在他后来的作为中有所体现。军事将领做的好不好先且不论，至少能先说出来，他不懂的玩弄政治。
之前应该说一下，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张学良能带领他的东北兵，并不只是他土匪爹的缘故，他在东北军中的威望非常高，比如在郭松龄叛变中，士兵见到他知道不是他的命令后几乎放弃作战；护送**回南京被扣留后西安东北军暴起，酿成二二事件。这些，都可以看出他手下的军队，都是愿意为他而死的，如果他想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话，军队是回服从他的。
从东北易帜开始说起，历史书上说这是张学良系国仇家恨于一身，为民族大义而为。当时真的没有别的想法吗？军阀，近代中国军阀混战，为的是什么，无非是底盘和权利。当时，身后，日本在虎视眈眈；正面，**的军队—这支披着国民革命军的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阀的军队，也在步步逼近；自己的父亲刚刚去世，自己还没有完全能控制的情况下，易帜，应该是最好的自保的方法。而对于**来说，即使张学良不能象他老爹那样把东北军指挥好，这支由生性剽悍的东北人百战而出的军队也不是好啃的，搞不好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对方却主动要求易帜，他当然高兴的了不得。所以很多条件也就答应下来。
当然，就算这个假设成立的话，也依然不能磨灭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他选择了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投降到当时实力远超过**的日本，扰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可以想象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当时顶住了多大的压力才能做到的事情。这里也能隐约看到他老爹的影子。我是军阀，但是我不卖国。什么事都敢做，就是不敢做汉奸。
然后是中原会战的时候，领兵入关，在黑云压城，千钧一发的时候援助了**，帮**这个大军阀打败了其他军阀，成为形式上的领袖。在国内，阎西山，李宗仁，白崇喜哪个都是在军事和影响上都不弱。不能平起平坐，独霸一方，各自为政倒是没问题的。**在大陆，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的统一过中国。直到到了台湾，才算是真正的成了国民党的绝对领袖。
正是这次出兵相助，使**和张学良做了结拜兄弟，（但是**从来没好好对待过他的兄弟。李宗仁，冯玉祥也受过这个待遇。结果最后结果都不怎么样，甚至比张学良还惨。）恐怕也使**看到东北军的厉害，觉察出这是个威胁。心里恐怕已经有了找个机会灭了你的想法了。
九一八，不抵抗，放弃东北退回关内。教科书上一直在说，是**给他的命令。张学良当时是背黑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结果后来人家说了，不抵抗的命令是自己发的，不关老蒋的事。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为了什么，就是做侵略中国的先锋部队的，人家的装备是什么，东北军的装备是什么，有人说东北军装备比关东军还好，稍微懂军事的都知道这是瞎说。当时日本的战斗机连美国都打不了，更别说东北军里那几架一战风格的飞机了。刚才说了，张学良是个爱国的军阀，军阀最看中的是什么，军队啊，抵抗，光让我抵抗，军队打完了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啦。这个，当时的张学良应该还是接受不了的。而且，他也错误的认为，日本不过是在找事，之前也发生过别的事嘛；他还期望国联能从中调停。这些让他做出错误的决定也没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再说，当时东北军多少人，几天撤回关内？没有提前的准备能这么快？
2. 写历史人物的2000字论文
郾城之战——战果最为辉煌的，是岳飞统帅的“岳家军”在郾城的大捷。
顺昌大捷后，岳飞从驻地德安府，率军出发，大举北伐。高宗、秦桧又想趁机乞和，六月间派司农少卿李若虚到岳飞军中，传送“不得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
李若虚还未到，岳飞大军已经北进。李若虚赶上，见到岳飞军胜利前进，对岳飞说：“现在既已发兵，不应仓促班师。
朝廷如果追究不肯奉命停师之罪，由我承担。”岳飞得到李若虚的支持，按原计划向北推进，派张宪、王贵、牛皋、徐庆、董先、杨再兴等分路进攻，又命梁兴（原是太行山抗金民兵首领）渡河，集结“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
岳飞自率主力，直取中原。 不久，诸路告捷。
闰六月，张宪打败韩常军，攻克颍昌府，又与牛皋、徐庆会师，攻克陈州。王贵部将杨成、张应、韩清等收复郑州。
七月初，郝晸（音枕zhěn）等收复西京洛阳，张应、韩清又与河南兵马钤辖李兴会合，收复永安军。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宗弼被迫率领主力与岳飞亲率的主力军七月八日在郾城决战。
金军以“铁浮图”居中，以号称“拐子马”的两翼骑兵居左右，列阵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军应战，令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
杨再兴单骑闯入敌军，打算活捉宗弼，受伤数十处，杀死敌军数百人，又杀出敌阵。两军鏖战到天色将黑，全军败退。
岳飞军取得郾城大捷。 宗弼在郾城败后，又在七月中率兵十二万进逼临颍。
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率三百骑做前哨，在小商桥与金军大军遭遇，杀敌两千余人，杨再兴英勇牺牲。
张宪率大军赶到，连战皆捷，金军夜遁。宗弼重整军马改攻颍昌，岳飞早就料到，已派王贵、岳云率兵防守。
王贵、岳云率军与金兵大战，岳云手执一对铁椎，率八百骑，往来冲杀，两翼步兵继进，董先、胡清又从城中发兵增援，金兵再次大败，宗弼逃窜。 岳飞军这次作战，得到太行山和两河义军的有力配合。
梁兴约会太行山义士和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沁水、济源。乔握坚等收复赵州，李宝收复兴仁。
梁兴在河北攻取怀、卫二州，大破宗弼军，截断了金军从山东到河北的运输通道。老百姓拉车牵牛运送粮食给义军。
岳飞注重联络河朔抗金义兵的工作已有十多年，现在取得显著效果。河北、河东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支持“岳家军”，给金兵以极大威胁。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军已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了。金将投降或准备投降的很多。
自燕京以南，金朝的号令不行。宗弼想签军（征兵）继续抵抗，没有人肯从军。
宗弼叹息说：“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挫败过。”他不敢再战，准备从开封北撤。
岳飞立即向高宗报告了宗弼已令其老小渡河的消息，说这是“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请求赶快命令各路兵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岳飞自郾城进军朱仙镇，距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了。
岳飞全军将士急切地等待着渡河进军的命令。高宗、秦桧却在胜利面前，再一次停战求和。
高宗、秦桧一面急令张俊、杨沂中等从宿州、亳州和泗州撤军，使岳飞军陷于孤立；一面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理由，勒令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说：“金贼锐气沮丧，内外震骇，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
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朱漆木牌上写金字，有紧急军机，由皇帝直接发出），迫令岳飞退兵。
岳飞悲愤交集，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只得先扬言要渡河进攻，迷惑金军，然后下令从郾城撤退。当地人民拦住岳飞马，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悲痛流泪，取诏书给他们看，说：“我不得擅留！”岳飞下令，留兵五日，保护人民南撤。
七月间，岳飞军退守鄂州，已收复的郑州、颍昌、蔡州、淮宁等大片土地，又被金军夺去。 韩世忠、刘光世、刘锜等军纷纷从前线撤回。
刚从临安出发、领兵出泗上的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在宿州中金兵埋伏，军溃。 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在大敌当前，不得不战的形势下，下令抗金，但目的仍在战后求和，并无北上恢复的打算。
六月间，顺昌之战时，枢密院颁下檄书，引录高宗的话说：“本欲为民而吊伐，岂忍多杀以示威！誓与华夷，捐除首恶，期使南北，共享太平。”明白宣布战争只在“生擒兀术（宗弼）”，恢复南北“共享太平”的“和议”。
高宗时刻担心战争的胜利发展，影响和议，又时刻担心将帅权大，威胁朝廷。他对张俊说：“你读过郭子仪传么？子仪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
又说：“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能享福，自身也要有不测之祸。”岳飞始终反对苟安，坚持抗战，以“直抵黄龙”为目标，越是作战得胜，功高望重，越是触犯高宗的大忌。
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日益尖锐，岳飞的“不测之祸”临头了。 一一四一年二月，宗弼统领的金兵从汴京再犯淮北，高宗命诸将合兵淮西，杨沂中与刘锜、王德等部在柘皋镇大败金兵，收复庐州。
岳飞奉诏出援，兵行至舒、蕲。
3. 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鉴赏的论文怎么写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
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
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