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学习网1. 曾国藩怎样写文章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 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 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 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 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 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 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 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 豪门地主家庭。
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 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 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 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
曾 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 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 至1832 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
曾国藩刚28 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 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 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 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从文才上 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 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 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
官吏中如此 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 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 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
他推崇程朱理 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 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 等。
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 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 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
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 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 之患。
”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 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 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 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 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 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二）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 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
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 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 他认为，“吏 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
基于此，曾国藩提出， “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 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 惩。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 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
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 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 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 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 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 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
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 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 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
文章写作， 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 要注意详略得当， 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
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
2. 曾国藩写的文言文“原才”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试译：
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们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能有智能的人，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贤能有智能的人，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于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名利，众人便和他一起奔竞名利。众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势所趋，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起初很微弱，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
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使贤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职、掌权势，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后，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但他们的志向主张，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来、广为传播而造成声势。那么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渐渐形成习俗风尚。这样，他们志同道合的跟随者就聚集增多，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周易干卦文言说：）“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感应的，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
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往往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显贵，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行吗？不行的！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此事。
主宰国家行政的人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士大夫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戒慎恐惧谨慎自己的志向，担心想法偶有不当，因而败坏风尚和摧残人才。照这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
原，论说文体之一，盖推究事物本原之义以示人。此体起于韩愈作五原，后人因之；其曲折抑扬，与论说相表里。韩愈原道、黄宗羲原君，为“原”体之名篇。本篇讨论人才培养问题，从强调人才的重要，讲到培养人才的方法，再论述**人才之责无旁贷，而以收效将来作结，可谓原始要终，曲尽其义。**人才，以移风易俗，这是文正公一贯的主张，既见于奏疏，也见于日记，本篇论点，最见具体而微。晚清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挽回颓势，曾氏主张从**人才，转移风气入手；另一位激烈改革者龚自珍也关心人才，他讥切时政，以解放人才为诉求，龚自珍所作病梅记，可与原才比观并读。
3. 曾国藩家书写些什么
即以抗日战争一前亚东图书馆的《曾国藩家书》来说吧，内容我可
大都还给曾国藩一了。但有三件重要内容，我记得还比较清楚：一是曾
国藩追剿太平天国军队的事，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主动，兵丁粮晌
全靠他自己设法招募筹集，清廷似乎分文不给。他也长期没有一个
正式的官职来指挥此事，搞了十几年，差不多是到了很后很后清廷
才给了他一个大官—两江总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的荣衔。但
清廷自建立以来，实行严格的种族歧视政策，汉人不得统兵。汉人真
正统兵，在清朝曾国藩是第一个。另一个比他早得多的汉人岳钟琪
也统过兵，不过那是苦差事，专在西藏、新疆等地打仗，对清廷一点
也构不成威胁。攻占南京后，曾国藩立即赶到南京去见他的弟弟曾
国荃（前线总指挥），唯一的任务是苦劝他弟弟立刻放弃一切兵权，
马上回乡养病（曾国荃更没有像样的名义，好像清廷只给了他一个
浙江某某道〔宁波、绍兴一带〕的虚衔，他打仗等于曾国藩的家将），
但曾国荃死也不十，曾国藩真可谓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苦苦哀求
老弟非退不可—狡兔死，走狗烹，两弟兄如果都不退，清廷就会找
题目把兄弟二人都杀掉。这方面除了长时间的面谈外，曾国藩写给
曾国荃的信也很多，说明曾国藩深通帝王统治的权术，很善于避祸。
结果，曾国荃终于同意上疏请求解职回乡（其实他无职可解），清廷
立即批准，还赐给了他两支人参回乡养病之用。可谓极尽侮辱之能
事：你给它消灭了个太平天国，它回报你两支人参。
第二个方面，是可以从家书中看见曾国藩确是中国历史传统上
一贯的“文人统兵”的典范人物。曾国藩全局在胸，不徐不急，他不求
速胜（当然含有养敌自重的用意在内）。打仗时，他并不太忙，相当镇
静，经常同幕僚们下棋谈书谈史谈兵等，他既是总指挥，又是总参谋
长。他的司令部对洪秀全及其他大部队可谓是处于以逸待劳的姿
态。他本人同他的司令部长期设在船队仁，行动方一便，生活简朴，同
太平军的洪秀全及其诸王侯的骄奢淫逸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革命的
腐化了，全力消灭革命的，实际上倒是腹背受敌，背后有个清廷天天
在算计它，反而励精图治，兢兢业业，生活简朴。成败之数，其实是早
就可以大致判断了。
第三个最重要的方面，篇幅已不允许，只能点到即止，这就是曾
国藩治家的特别严格。**编了本《曾胡（林翼）治兵语录》，我看
我们不妨编一本《曾国藩治家语录》，对克服我们的腐败现象，可能
有些用处的。曾国藩的家庭经济，看来有点像兼任经营的地主的味
道。曾写回家的信，几乎没有一封不是告诫家中的第一要事是勤劳
节俭的。他强调家中必须紧紧掌握住“书、蔬、鱼、猪”这四个字，即读
书、种菜、养鱼、养猪。虽然是雇人干的，总是在从事生产呀，比坐吃
山空的死地主总要好得多。他强调没有百年的豪门巨族，只有永远
掌握住“书、蔬、鱼、猪”这些生产，家世才不会彻底垮台。他强调在家
要厚交邻里，不得倚势压人。他指示他在家主持家务的弟弟国华，进
城（湘乡县城）办事，应办毕即回，千万不要去与某父母官往来，避免
结交官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不要在地主上做土豪劣绅。曾有时
也派专人带点钱回家，数目都不大，往往是几一f一两银子而已，有时候
还好像是用来周济穷亲戚或穷本家的。总之，曾国藩的治家极严，简
单地说，就是：勤俭持家，不准腐败！
4. 【曾国藩写的文言文“原才”】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试译：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们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能有智能的人，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贤能有智能的人，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于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名利，众人便和他一起奔竞名利.众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势所趋，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起初很微弱，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使贤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职、掌权势，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后，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但他们的志向主张，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来、广为传播而造成声势.那么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渐渐形成习俗风尚.这样，他们志同道合的跟随者就聚集增多，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周易干卦文言说：）“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感应的，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往往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显贵，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而推辞说“没有人才”，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行吗？不行的！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有责任参与此事.主宰国家行政的人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士大夫采取我的主张，并且念兹在兹，就会戒慎恐惧谨慎自己的志向，担心想法偶有不当，因而败坏风尚和摧残人才.照这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原，论说文体之一，盖推究事物本原之义以示人.此体起于韩愈作五原，后人因之；其曲折抑扬，与论说相表里.韩愈原道、黄宗羲原君，为“原”体之名篇.本篇讨论人才培养问题，从强调人才的重要，讲到培养人才的方法，再论述**人才之责无旁贷，而以收效将来作结，可谓原始要终，曲尽其义.**人才，以移风易俗，这是文正公一贯的主张，既见于奏疏，也见于日记，本篇论点，最见具体而微.晚清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挽回颓势，曾氏主张从**人才，转移风气入手；另一位激烈改革者龚自珍也关心人才，他讥切时政，以解放人才为诉求，龚自珍所作病梅记，可与原才比观并读.。
5. 帮我写一段评价曾国藩的文字
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禀坚忍之性，修身齐家，终于在为一代名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国藩善于相像，当自知自己当有所为也。天下多有以天资聪颖而耀人者， 噪噪鼓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为大任者，“尊高于内， 外守以愚”，所谓“海之容纳百川，以其善下之”。
国藩乃有道之人，可为儒家典范。就人格上讲，国藩远在洪秀全之上。对于洪秀全这个人， 我们要把他同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加以区分，更何况，所谓拜上帝教，蒙敝一时尔，以这样的理念，建立国家是行不通的，想必洪秀全也没有做开国皇帝的雄心，当然他也没有为劳苦大众解除苦难的觉悟。说他是乱世魔王可能过了点，但有这样的因素。而曾国藩，奉忠孝礼义廉耻的儒家精神，立志做中兴之臣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不是自私的。这里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我觉得国藩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那个立场上，他做得无可厚非，而且是那个时代最接近成功的。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句诗从一个侧面映了国藩的本质不坏。国藩不惜留下曾剃头的骂名，重典以治乱世。所杀之人并非私怨。在天津教案中，国藩不忍杀天津官员与百姓，虽内外交困，而尽力保全。国藩力办洋务，兴国兴清，在他心目中，国即大清，大清即国。作为一个人，他毕生有这么一个目标，忠于清朝、忠于国家，这是没有错的。当今我国经济虽有发展，而社会道德严重败坏，西方糟粕侵入。耀武扬威者，都是些商贾优伶，这些人不事生产，追求享受，华众取宠，目无祖宗，此一派乌烟瘴气，正待如国藩之人横空出世，扫除虫蝇猴狼，还我中华大地忠孝仁义之正气，国之幸也。国家的法令太宽松了，思想上管束少了，政令不行，虱蚤乱蹦。不提倡老祖宗的文明不行，不用重典不行，重典后，可再宽松，一张一弛之道。
6. 曾国藩写过哪些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为学之道》。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鸣原堂论文》
《圣哲画像记》
《里胥》
《曾氏家训》
《爱民歌》
《经史百家杂钞》
7. 写曾国藩的哪本书好
《冰鉴》。
据说蒋纬国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冰鉴》一书曾被指定为学生重要参考书籍。”《蒋氏王朝兴衰史》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